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遇刺，引發(fā)了人們對伊朗內(nèi)部安全形勢的追問。
大約五六年前，伊朗和歐洲的關系尚好。我在歐洲遇到過一些伊朗朋友，還與其中一位做了一個月的室友。當時他拿著歐盟獎學金，在德國一所知名國際法研究機構讀博。我們在“國際法之都”海牙的培訓課程中相遇，早上常一起吃飯，然后從宿舍走到和平宮。
他有極其開放的學術心態(tài)，和來自歐洲、美國、日本的學者都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誼。他也幾乎成為來自中東的同學中的領袖人物，我從與他的聊天中得知，他們團結起來，為幫巴勒斯坦同學爭取設置祈禱室等事與培訓組織方反復博弈。這種團結并無教派、政見之分，他與來自突尼斯的同學也關系甚好。
但讓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他的愛國心以及對伊朗對外政策的強烈支持，這一切根植于他對中東歷史及地緣政治的熟悉。在海牙街頭，他曾一遍遍耐心向我解釋伊朗的外交和安全戰(zhàn)略選擇。博士畢業(yè)后，他回到德黑蘭，在一個對外部門任職。
后來我接觸了更多與他觀點相似的改革派精英，包括上期封面報道專訪的德黑蘭大學教授穆塔吉。我發(fā)現(xiàn)，在外交、安全戰(zhàn)略上，這些和西方接觸最多、交往最深的伊朗人士與保守派幾乎沒有分歧。世人尤其是西方人是否應該想一想，中東地緣政治環(huán)境是如何惡化到這種程度的？當歐洲主要國家及亞太盟友都無法接受美國的中東政策，被美國視為“敵國”的伊朗又能有什么不同反應呢？
如今，且不要說巴勒斯坦的年輕一代，中東國家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很多年輕人都是在暴力和沖突愈演愈烈的國際環(huán)境中長大的。他們會如何認知這個世界以及它的“文明”呢？
不過，具體到每個個體，每個具體問題，觀念都是可能發(fā)生變化的。多次接受本刊采訪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前高級顧問薩伊格，是巴勒斯坦溫和派代表人物。年輕時他也想?yún)⒓蛹みM組織，為死去的家人向以色列報仇，后來他親歷了巴以雙方坐在一起討論和平未來的時刻，見證了希望，才成為非暴力的堅定支持者。